到大阪最大的电器商店“淀桥”去买东西，发现你是中国人后，工作人员常常会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向你介绍怎么买更实惠。这并不是日本人学中文学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是因为那里很多工作人员本身就是中国人。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止到2008年，日本各行各业已经拥有外籍工作人员33万人，其中中国人14万9千，几乎达到其中的半数。

    由于日本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进入典型的老年社会，劳动力匮乏，吸纳外籍劳动力逐渐成为日本的一项国策。但是，由于日本长期奉行严格的出入国管理制度，这一国策的实施也同时受到制度和传统习惯的制约，进展受到一定局限。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几乎都有自己习惯性的“势力范围”，例如，欧美人士普遍在教育界任职，而菲律宾人较多从事家政工作，只有中国人和朝鲜人在日本几乎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部分朝鲜劳工滞留日本，甚至自行圈地，建立自己的村屯，形成强大的“韩流”势力。这样的历史背景加上朝鲜语和日语的语法结构极为相似，造成朝鲜人一度成为日本第一大外籍工作人员群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人数甚高，但近乎苛刻的签证制度和日本较为强烈的排外情绪面前，大量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或到欧美继续深造和工作而不是留在日本。

    然而，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在日本吸纳外籍劳动力的过程中，终于逐渐成为主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通过招收研修生等方式，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大量使用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工人。在研修生制度的支持下，2002年中国就职员工的人数首次在日本超过朝鲜，成为外籍劳动力中的第一大主力。

    然而，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研修生制度，由于规则不完善和雇佣方恶意行使权力，在日本多次引发虐待伤害中国工人，侵害中国工人人权以及中间人递次盘剥等事件，也带来了一系列双边问题。中国就业人员在日本的黄金时代，还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的大发展，促使日本采取搭中国经济顺风船的政策，以摆脱其长期的低迷状态。中日经济方面的这种合作，在双方政治层面屡发问题的同时却使双方的经济纽带更加紧密，形成“政冷经热”的奇怪场面。也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全面合作，使日本产生了对于熟悉中日两国情况人才的大量需求。这给在日的中国留学人员和在华知日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迫使日本政府放宽对于中国人在日工作的签证条件。同时，在合作中日本也意识到中国优秀的高级技术人员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资源。中日两国近年来政治层面的友好合作倾向，则对这一趋势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由于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相邻关系，很多在日中国人也感到这种“两栖”的工作环境颇有吸引力。例如，大连的海信集团每年都会派遣若干工程师到日本大阪的对口单位工作，为期一年。这些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不但用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日方的好评，而且成为母公司与日本客户之间最有效率的联络人员，不时为母公司挣得在日的软件开发，系统维护等项目。而他们每到重要节日都要飞回国内和家人团聚的“金领一族”习惯，也让看惯了中国人节俭低调行为模式的日本员工大开眼界。

    相比于传统上中国员工在日本更多从事蓝领阶层的工作，中国金领和白领阶层在日本的就业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份额，直接改变了在日工作中国人的构成结构，使这个结构更趋平衡与合理。

    事实上从直观感觉，在日就业的中国人人数，还要比共同社统计的数字为高。这是因为，中国大批留学生课余也多打工，而日本还有大量“在华残留孤儿”家庭 – 也就是二战后被日本政府遗弃，又在上个世纪晚期陆续返回日本的在华日本遗孤家庭。仅仅在阪神地区，这样的家庭就有数千家，将近十万人。由于在中国生活多年，这些遗孤家庭无论从主要构成还是生活习惯，语言习惯，都更接近于普通中国家庭，在工作场合遇到这样家庭出身的工作人员，对方也往往以“中国人”自居，而这些人员，并不在日本政府的“外籍受雇佣者”统计之列。

    尽管日本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更多的中国人进入日本工作深感担忧，但大多数日本民众对这个事实表现平静 – 日本得到需要的人才资源，中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双方Win-Win双赢的关系，何乐而不为呢？